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是晚清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曾国藩出生于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（今属湖南）一户普通耕读人家。曾国藩自幼随父曾麟书在家塾利见斋读书，后又至衡阳唐氏宗祠、湘乡涟滨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就读；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中进士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授翰林院检讨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擢礼部右侍郎，后历署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。曾国藩为京官期间，受当时理学名臣唐鉴、倭仁等影响，致力于程朱理学，进德修业，笃于修身，颇有清誉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太平天国起事；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曾国藩丁母忧回乡，太平军进犯湖南，围长沙不克，转而攻陷武昌，连下沿江郡县，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；咸丰三年（1853），曾国藩在衡阳创建湘军水师；咸丰四年（1854），曾国藩始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；咸丰十年（1860）四月，赏兵部尚书衔，署两江总督，六月，补两江总督，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；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，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安庆，曾国藩奉旨督办苏、皖、浙、赣四省军务；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，坐镇安庆，指挥湘军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（南京）；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天京，曾国藩因功加太子太保衔，封一等毅勇侯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补授体仁阁大学士；同治七年（1868）补武英殿大学士，调直隶总督；同治九年（1870）再任两江总督；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死于两江总督任上，清廷为之辍朝三日，追赠太傅，谥文正，祀京师昭忠、贤良祠。

 

曾国藩因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，号称同治中兴第一名臣；又因首倡洋务运动，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先驱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。梁启超盛赞曾国藩，说：“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！岂惟中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！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，在并时诸贤杰中，称最钝拙；其所遭值事会，亦终生在指逆之中。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，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，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，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坚苦卓绝。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，中国必由其手获救。”

 

曾国藩以坚苦卓绝之精神，成立“三不朽”之事业，被誉为传统中国最后一个完人。其著作，亦为世人宝爱。在曾国藩的所有著作中，影响最大、传播最深广的，则莫过于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。

 

《曾文正公家书》十卷（附《曾文正公家训》二卷），由长沙传忠书局刊于光绪五年（己卯，1879），晚于光绪二年（丙子，1876）该书局刊刻的《曾文正公全集》三年。《曾文正公家书》与《曾文正公家训》的区别在于：《曾文正公家训》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的书信；《曾文正公家书》主要收录的是曾国藩写给家里长辈和同胞兄弟的书信（《曾文正公家书》所收寄给儿子的书信仅有几封，其中三封写于咸丰二年八、九月间，当时曾国藩闻母讣，由江西奔丧，写信给留在京寓的曾纪泽交代善后事宜）。“家训”特指父祖对子孙立身处世、持家治业的教诲，故“曾国藩家书”之名可包“曾国藩家训”，而“曾国藩家训”之名不可以包“曾国藩家书”。我们这次的做法，是遵循惯例，将《曾文正公家书》和《曾文正公家训》当作两部书来处理。

 

曾国藩家书卷帙繁多，内容丰富，信息量极大，是研究曾国藩生平及近代中国史的重要文献资料，具有极高史料价值。曾国藩是湘军创始人，曾氏兄弟尤其是曾国藩、曾国荃二人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最高统帅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以后，曾国藩家书的主要内容，便是和曾国荃谈论军务，是研究湘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之前，为京官时期，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向家人讲述自己参加大考、考差以及充当会试考官的具体情形，并指导几位弟弟如何应对科举考试，是了解清代科举及相关制度的好材料。此外，曾国藩还热衷于向家人讲述自己与湖南籍京官的日常交往，以及师友之间在学问方面的切磋交流情形，是研究道、咸之际学术思想史的珍贵史料。

 

史料价值之外，曾国藩家书还具有极高的学术思想价值。曾国藩的治军才能很受后人重视。蔡锷将军辑录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以为兵书。曾国藩家书中与曾国荃谈论军务的内容，便是曾国藩军事思想最集中的体现。曾国藩的治家思想，尤其是教育子弟成才和门风建设的经验，亦受后人重视。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十一月十七日致诸弟书中说：“余欲尽孝道，更无他事，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，则我之孝有一分；能教诸弟进十分，则我孝有十分；若全不能教弟成名，则我大不孝矣。”以教育诸弟成才为尽孝之道，是曾国藩家书一以贯之的指导原则。做京官期间，身为长兄的曾国藩，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教导诸弟如何读书作文、如何亲师取友，期望诸弟进德修业、学问有成。平定太平天国期间，诸弟亦多从军，尤其九弟曾国荃更是独当一面的前敌大将，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，则多教导其事事谨慎、勿骄勿躁。平定太平天国之后，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封侯封伯，位居督抚之任，可谓门庭鼎盛，曾国藩却以位高于众、权重于人，怀大名不祥之惧，教育诸弟及子侄戒惰戒傲，不可忘本。曾国藩将其祖父星冈公遗训概括为“书、蔬、鱼、猪，早、扫、考、宝”八个字，在家书中三番五次告诫其弟曾国潢要谨守先世耕读之训，并以此教训子侄。

 

《清史稿》说曾国藩“事功本于学问，善以礼运”，又说他“时举先世耕读之训，教诫其家”，可谓得其环中。蒋介石盛赞曾国藩，说：“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，思想之新旧，成败之过程如何，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立立人、自达达人之道，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。”曾国藩自立立人、自达达人，为国家长育人才，固不止于教育子弟之一端，但最能体现曾国藩“事功本于学问”、“举先世耕读之训，教诫其家”的，无疑是他的家书了。

 

曾国藩家书，亦具备极高文学价值。曾国藩为文章大家，李瀚章说：“公之文章虽闳博奇玮，峥嵘磅礴，无所不赅；而出之有本，言必由衷，如揭肺腑以相告语。是故言直而不伤于激，缜密周详而不流于琐碎。”梁启超说：“彼其所言，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，故其亲切有味，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，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。”最能体现曾国藩文章“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”、“出之有本，言必由衷，如揭肺腑以相告语”这一特点的，大约也是他的家书。